唐晓敏

近些年，“儿童读经”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现象，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大力倡导，也有人加以批判。批判者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刘晓东是突出的一位，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批评儿童读经。这些文章，多是写于几年前，加上我与他也算熟悉，就不想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但现在看到，晓东的观点仍然为不少人所信服，前几天，偶然看到一位中学教师石皇冠的博客，就转载了刘晓东的好几篇文章，而在石老师博客里的文章中，也能够看出，他是认同刘晓东的观点的。因此，想就刘晓东的读“儿童读经”观点提出一些看法。

刘晓东反对儿童读经，认为儿童读经无益，且当时也被人反对，为此，他举出了几个例子，有蒋梦麟和沈从文。看上去，似乎能够证明他的观点，但实际上，这少数的几个例子很难说明问题，因为，那个时代的多数学人是从读经起步的，他们也不反对读经。

这里不妨举一些例子：

梁启超， 5岁时，祖父给他讲授《四书》、《春秋》、《诗经》。6岁时读完了“五经”。

刘师培，8岁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

钱玄同，9岁时读完五经。

傅斯年，六岁入私塾，十一岁读完《十三经》。

孙中山，7岁起读《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

蔡元培，6岁起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

吴稚晖，7岁起读四书、《古文观止》、《易》、《礼记》、《左氏传》。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  

黄宾虹，6岁学《说文解字》、《五经》、古典诗词。

熊十力，8岁起读“五经”、史书。

丁文江，5岁起读四书、五经。

陈寅恪，6岁起读十三经，十二岁时，已熟背十三经。

赵元任，4岁起读《四书》、《诗经》、《书经》、《左传》。从自身的童蒙教育经验中体会岀“熟读经书十三部，不通文章也会通”的道理。

胡小石，五岁即读《尔雅》。

唐文治，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读书，14岁就读完《论语》、《孟子》，“五经”。

朱光潜，从六岁到十四岁，在家里接受私塾教育，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

朱东润，六岁 入私塾，读《龙文鞭影》等蒙学书。

周一良，儿童时期以《孝经》、《论语》开蒙，读《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

陈望道，6岁时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

周谷城，6至9岁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还读完了《四书》《五经》，大多能理解背诵。

叶嘉莹，6岁随家庭教师读《论语》。

缪钺，七岁时，从外祖父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当时对于书中的意义并不理解，但是词句是背熟了的，由此养成背书的习惯。

张恨水，从7岁时开始在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13岁之学完除《礼记》之外的“四书五经，”

胡先骕，12岁通读《史记》、《汉书》。

顾随，五岁时进入家塾，学四书五经。

顾颉刚，三岁开始读《三字经》、七岁读《论语》。

蔡尚思，七岁入私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四书》、《孝经》。

董作宾，少年时便博览《四书》《五经》。

王云五，6岁读《三字经》，《千字文》，8岁开始读《孟子》。

钱穆，7岁起读《大学》、《孟子》、《尚书》。

霍松林，3岁起随其父认字读书，12岁前已熟读“四书五经”。

敏泽，五岁进入私塾，先学《百家姓》和《千字文》，接着读《四书》、《五经》，依次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尚书》。

王利器，7岁入家办庭训学校，读四书五经。

王运熙，9岁到15岁，在家学习，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尚书》、《左传句解》、《史记》（选本）、《楚辞》、《古文观止》、《六朝文挈》、《古文辞类纂》等文史古籍。

陈樱宁，3岁时就开始读书，到6岁读完《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邓稼先5岁上学，同时请人教读《左传》、《论语》、《诗经》、《尔雅》。

杨叔子，5岁起在家读《诗经》、《四书》、《古文观止》。

刘晓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述了蒋梦麟对背诵经典反感的话，似乎是，蒋梦麟完全否定了读经的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蒋梦麟对读经是有所肯定的，他曽说：“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南针。”，而且明确地说：“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研究者更是指出：蒋梦麟自己是饱学之士，一部《论语》背诵得滚瓜烂熟。而且也说到：少年蒋梦麟的启蒙知识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在私塾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告诉他立身处事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成为他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