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郑云凌诗联选集》，集中收录了作者多年来书画诗联作品，其中的题画诗引起了我的关注。
自唐代王维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点以来，中国传统书画便确立了诗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张舜民在《跋百之诗画》中更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之说，书诗大家黄庭坚也有“李候有句不肯吐，淡墨写作无声诗”句，不过那时也仅只就画的境界而言。自唐代起就有人写题画诗，诗圣杜甫就有一首题名《画鹰》的题画诗，只是这些题画诗并非画家亲题于画上，而是作为一种诗的别裁。中国传统书画发展到明清以后，便逐渐出现由画家亲题于画上的题画诗。如广为人知的清代郑板桥在《竹石》画中的题画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这首诗是对画面景物的描摩，也是对人生体验后的感悟，画中的翠竹被人格化了。如果说这首诗还只是作者个人风骨的自喻的话，那么，明代唐寅（字伯虎）在一幅纯粹的仕女画《秋风纨扇图》上的题诗，则是直白的讽喻之作：“秋风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由此可见，题画诗既可使诗与画相得益彰，更重要的是诗情与画意有了更高的升华。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能够提笔挥毫在画上题诗，既要画画得好，还要诗写得妙，更要有精到的书法功底，三者皆能上乘，便会被人推崇为“诗书画三绝”。这就要求画家有很全面的学养。但自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四”后白话诗之兴起，人们对传统文化中古典诗词有所菲薄，影响了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传承，所谓“诗书画三绝”，也日渐式微。子曰：“不学诗，勿以言”，但现今是“不学诗，亦可画”，尤其是当代，即便从事中国画创作，看重的也只是笔墨、构图、色彩等等绘画技巧，而不重视全面的人文学养。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也有所丢失。对于中国画中诗与画的关系已然淡忘，别说“诗书画三绝”，就算题款都有困难，他们的书画已与传统的书画同源说相距甚远，与充满诗意的绘画也渐行渐远了。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为数寥寥，但依然有人追求“诗书画三绝”的境界。在我省的中国画坛上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位是当代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鲁慕迅，一位便是前面提到较有传统文化功底的郑云凌。
著名古典诗词家吴丈蜀对慕迅的题诗画有这样的评语：情真意切，质朴自然，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我认为，除此之外，慕迅的题诗画还有个特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言，讲究的是书体和章法与画面和谐一致，而且书意还要合于诗意和画意，因而，他的题画诗与画融为一体，流畅自如，清新洒脱。如“绿竹萧萧霁色新，一天清气正宜人。不妨放眼收青翠，玉宇澄明无点尘。”（《霁竹》）读着如此行云流水的诗，看着如此气韵生动的画，再品赏如此清疏空灵的书体，顿然有超凡脱俗之感，让人进入浓郁的传统文化境界。
而郑云凌的题画诗则富于外在的热情奔放。由于他的绘画题材广泛，且不少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他的题画诗刚柔并济，情景交融。如在一幅解放军持枪站岗的画中，他题了这样一首五言诗：“屹立守边陲，雄哉不可摧。一双千里目，时刻察安危。”寥寥二十个字，简洁而有力地刻画了一个战士形象，且与画面和谐一致。郑云凌还在“非典”时期创作了一幅表现医护人员的英姿飒爽，题为《整装》的人物画，画面上一位白衣天使正在扶帽整装，身前是盛开的簇簇牡丹，并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白衣天使整戎装，誓死为民保健康。击退瘟神真国色，八方风土带花香。”这幅画，把赞颂牡丹的“国色天香”假借到现实生活中的医护人员的身上，把人物画与花鸟画融为一体，又题写了这首直白的七绝，给人有别具一格的感觉。
“诗书画三绝”可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但是，在艺术多元化的时下，画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取向也是允许的。但是我要说：任何艺术都有其时代性，又都有其永恒性，也就是说既要努力创新，也不要忘记守恒，这就要看艺术家的学养了，如何在纷纭的艺术世界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