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台湾书法没有研究。但我分别于二○○○年和二○○九年两次赴台文化交流，对于台湾书法算有印象。培元先生约稿，只好“即事”一篇，敷衍成文。 书法在台湾
  两次台湾行，第一次呆了一周，第二次呆了三周，最大的印象是台湾人普遍爱好书法，上至官员下至平民。那种普及程度远远超过大陆。原来小学课程每周都有书法课，只是近年才取消了，但是据说也是学校自己安排，有兴趣有条件的学校仍有书法教学。比如我今年的台湾行，曾在友人陪同下离团单独游台东，在花莲受到一个小学陈校长的盛情接待，他告诉我该校一直保持书法课，要知道那是一个以原住民为主的学校。而在花莲的一个山间民居，我更是大开眼界。主人肖先生是位退休的小学物理老师，但十分酷爱书法，退休后在山里建起了几间房子居住，每天只有两件事：写字和喝酒。夫人还工作——是一位小学书法老师。肖先生家书橱上百分之八十是书法报刊，还有不少大陆图书和报刊，这让我十分意外。陪同我前往的东海大学退休教授姜一涵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中午抵山居时他只介绍我是大陆的梅先生，并未详细介绍名字。这位肖先生很热情，但到傍晚聊天时他无意间知道了笔者的名字时，竟然吃惊地问：你真是梅墨生啊？我说是，他高兴地非要与我就着当地花生米喝六十七度的金门红高粱酒，并坚持送我带回一瓶他保存多年的陈酿。不仅如此，好客的主人还说他要立马告知在山下的以书法培训为生的女儿，她知道是我来一定即刻上山。果然他女儿和女婿一刻钟后即开车上山来见我，我问她怎么会知道我，她说她订有大陆书法报刊等，她在上大学读中文时即知道笔者并读过我的文章见过我的作品。当晚，不顾我和姜先生的反对，多年吃素的主人夫妇坚持开二小时多的车程到台东请我们吃太平洋的鲜鱼，往返达五个小时。让我们很过意不去。但主人说你是“名人”“贵客”。我不是什么名人，我只是曾经写过一些书法文字并爱好书法的人，而且我近年己离书法圈很远，也极少参加书协的任何活动，没想到台湾的书法爱好者一家人竟如此厚待，足见书法在台湾的普及与受尊重程度。肖先生家墙上挂着一幅裱好的胡兰成的字，他问我看法，我说两个字：秀、软。主人笑了未再多问。
  在接触各个阶层的台湾同胞时，我感到他们多数都是书法爱好者，至少对书法都有所了解。比如建筑方面的教授、中文系主任、普通市民、中学生等等。走在台北、台中、台南乃至高雄、花莲的街市上触目都是书写体的牌匾，与我们的多是美术字体不同。在台南时曾被台南大学的黄宗义教授带到一个书法民间社团的小茶社去聚谈，感到五六位社友对书法的迷恋与熟稔，包括对大陆书法的了解，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在那三十多度的热带台南我有点错愕我是身在北京或者杭州的茶室中与同好交谈。
  因为我爱好太极拳的原故，在台北还拜访了太极拳大家也是书画名家有“五绝老人”之誉的郑曼青先生的掌门弟子徐忆中先生。年届八十五高龄的徐先生身体非常好，他们夫妇热情的款待，其中一项就包括让我过目欣赏他的书画藏品，除了郑先生的墨迹还有不少包括于右任、黄君璧、溥心畲、刘延涛、宋美龄等在内的名人字画，而徐先生对书法的兴致与通晓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太极拳的研究。徐先生赠我的太极拳书籍扉页上他秀雅的小楷题字让我确信文武之道的深层通似性。
  书法在台湾的受欢迎，或许与台湾的整体对待传统文化的重视有关。大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一直是批判传统文化的，五十年代又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十年文革又是革文化的命，显然传统文化包括书法在内的封建文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伤害与断裂。但是台湾情形不同，虽然在国民党入主台湾之前那里一直是殖民文化主导着，但郑成功毕竟带去了中原教化，而且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也是新儒学的一个重要阵地。文化传承必赖文脉香火薪传，个中道理不待言喻。就我浮光掠影的参观，确实感到台湾一直没有失却书法的文脉。在台南孔庙参观时，我惊异于他们自蒋介石开始的历任总统为孔庙题匾书法的端谨可观——当然，几位清代帝王的题额更漂亮了。 “老大”于右任

  提起台湾书法，谁也否定不了于右任的“老大”位置，那是动摇不了的。这位民主革命老人尽管在台没什么实权，但他的威望首屈一指，身后凄凉连公共场所的塑像也被有些人给毁或搬挪走了，但他那堂正伟岸的气质与形象却已深入人心了。我与台湾书法文化人士的接触中见乎无人不对他知名且尊仰。其中固然有他诲人不倦平易待人教导过不少学生的传人推重的缘故，但根本的还在于他人的魅力与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翻开二十世纪的书法史，于右任曾谱写过辉煌的一页。在清末碑学的大潮中，于右任以帖化碑碑帖结合，开创了“于体”书风，又在三十年代提倡“标准草书”运动而声誉卓著。虽然我对草书的标准化有些异议（但我同意草法规范），但我认为于右任为推动草书艺术以至书法艺术仍然居功至伟。两次台行，均感台湾人心目中的于右任是书法的泰山北斗，以至爱屋及乌，对于他的学生们也是推崇有加。比如对于弟子兼其助手的刘延涛，台湾书界多有好评，而在我看来刘氏之书法不免于过于因循。笔者的忘年交前面提到过的姜一涵教授是台岛的名理论家，他著作颇丰，从九十年代初相识至今，每每言及于氏都是褒奖不已。他在所著《书法美学随缘谈》中专章论“书法三大”，第一大即于右任（另为齐白石、吴稚晖）。十年后我再赴台长谈，姜先生仍然大谈于右任。姜先生已年届八十四仍自告奋勇为我导游陪往花莲行，列车上一路论艺，许多话题也是于右任。可见于氏的深入理论家之心。不仅如此，老朋友台湾师大的杜忠诰博士以及现在明道大学的陈维德教授都是如此。还有台湾艺术大学兼任教授薛平南、中华书道学会理事长朱振南、海峡两岸和谐文化交流协进会会长陆炳文等先生无不是于右任的崇拜者。于右任当然不只属于台湾，但他在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五年时光，他对台湾书法的影响无人能及，他留给台湾文化人的话题不绝如缕，他让台湾书法界骄傲并觉得难以逾越。其实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是一样的。二OO七年笔者参加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双峰并峙——于右任、王遽常书法艺术研讨会”期间结识台湾中华粥会会长陆炳文先生，他同样是谈到于右任话题滔滔不绝。
  于右任到底给予了台湾书法领域什么影响要由台湾同行去研究。我只是浮光掠影谈感受而已。于右任已离世半个世纪，但他仍然让人常常着迷。二○○○年台行我有幸在台北罗青博士府上观览所藏书画，中有于氏一五言行书联甚精，随口赞叹，主人得意，而我至今难忘——犹如我在椰风中瞥到了一个长发美女。在台拥有于的书法没什么稀奇，但拥有他中壮年的碑体行书精品就不是台湾同好的优势了，所以罗先生的这件于联便显难得。如今两地交往日多，大量于作涌现，但精品总是难遇。于字数量较多，遍布海内外，我在日本就曾遇到藏至近百件之藏家，但精品有限。大陆市场于字亦多，但真赝混杂。姜一涵先生亦藏一佳作对联，也很精彩。台之文艺名流多与于右任有或多或少之交往，右老为人颇佳，势必因人缘而增珍视之情，此或又于右任之在台受人仰戴之一方面原因。 书学一斑

  二○○○年的赴台系受约参加“海峡两岸书法发展研讨会”，大陆同时受约者有邱振中先生。其行之不易不拟多言。与会时深感台湾学术会议之规范，彼时大陆学术会议还在逐步与“国际化”接轨中。正式代表、列席代表安排有序，发言人限时严格，还设有主持人、点评人，然后有提问时间。正式论文集外还将作者论文印成单本，给作者若干以便散发。那是我对会议规范的好印象。印象中学术会没有那么多领导讲话。更没有大吃大喝的宴会，多是自助餐。点评人会有参议员之类人，没有特权一视同仁，只是从学术角度发表意见罢了。这是我们大陆值得学习借鉴的吧。
台湾的大学我参观了有二十几所，特别是大学图书馆，藏书很丰富，大陆版简体字有专橱。书法类书籍期刊十分完备，一些学刊更全。信息共有资源同享，难怪台湾人不乏对大陆书法的了解。
  今年的台行曾在台东租住民居，很漂亮的三层小楼。晚饭后房东请品茶，并约来了两位友人。不想都爱好书法，房间里也悬挂着墨迹。让我吃惊的是主人拿出一本厚厚的书送我“请指教”——是他写的一本《书法艺术》，归来大致翻阅，竟然很理论，观点与水平不谈，学术规范是一目了然的。要知道他不是这个饭碗啊。我想到我们的书法爱好者那么多，但都是追逐参展获奖，对于书学则无甚兴趣了。
  姜一涵先生、杜忠诰先生都曾将书学著作寄我。杜先生的是两版博士论文专著《古文字形学释例》，洋洋巨著令我获益良多。而姜先生的《书法美学随缘谈》也是两版。第二版竟将我的读他第一版书的观后感信函做了《序文》用，这体现了姜先生的抬举。姜先生学识广泛涉猎中西，他文笔犀利直率，观点鲜明，又好臧否人物，个性极强，他为人又仗义又好辩，我也当仁不让难免时有抵牾。但我敬重他的真实与勤奋，他像个可爱的老小孩，他让我想到贵州大学的姜澄清先生。一涵先生倔犟自信，批评人直说，就在那本书里他也批评了我，当然褒多于批。他更多地批评了 陈振濂先生。在台时也听到同行对他的不同看法。我想那是正常的。人无完人。
  台湾书学我无能力概括，大的印象是像姜先生这种美学式理论较少，而如考据式的平实论文较多。

  赘语

  今年台湾行刚刚知道了一个过去根本不知晓的书法人物：刘太希。也巧了，在几个地方又都看到了他的书作：自然的书写，柔韧中带着清劲，体势纵拨而气息文弱。像文人或学者的字。以前很少听台湾同行言及，刊物也很少介绍。在大陆没有书名，但实在说书法水平优于大名鼎鼎的台静农。询及友人告知我：这是位前辈，当年是蒋中正总统请来台湾的，但他似乎不热心官场，只喜欢诗书和美女，是个真“名士派”。我托朋友搜集他的资料给我，我想在大陆刊物上介绍一下这位奇士。他似乎被两岸间的书法传媒给遗忘了。是书法传媒的疏漏还是他的确无足轻重？等我们了解得多些再说吧。
  我的“即事”浅泛杂沓，不过都与书法相关，但愿不会让读者诸君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