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旭狂草产生的背景
张旭狂草是学习草书的一个难点，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狂草的一个至高点。张旭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草书？是怎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孕育了这样登峰造极的艺术奇葩？这是我们对张旭《古诗四帖》研究和学习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1.张旭的生平及艺术创造
张旭，吴（今江苏苏州）人，字伯高，又字季明。初为常熟尉，后任“右率府金吾长史”。因其嗜酒和性情奇逸，书法艺术有狂放不羁的风格，故被谑称为“张颠”、
“颠旭”。因其在草书上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有“草圣”的美誉。有关张旭的生卒年月，正史中未见准确记载。鉴于其与李白、贺知章等交往密切，可以推断张旭应是玄宗时代的人。张旭的母亲陆氏，出生于江南大族，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陆柬之之子陆彦远，即张旭的堂舅，秉承家学，精于书法，见称于时，有“小陆”之称，张旭的笔法就是由陆彦远传授的。张旭不仅书法出色，他的诗词在当时也有广泛影响。开元年间，他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以诗文并名天下，时称“吴中四士”。张旭学涉群书，精于翰墨，留意于教诲弟子，扶持后进。其论书则文章宏放，设喻出奇，乃非常人所能企及的书法理论大家。盛唐、中唐书坛许多隆于书名的大家，均出自张旭门下。
张旭的书法艺术创造主要成绩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狂草。张旭狂草的意义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张旭的狂草实践以及他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开辟了一个新的、与其他书体迥然不同的狂草世界。从此，狂草作为一个成熟而且是重要的书体得以在后世流传并发扬光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的表现空间。二是张旭创造了历史上的狂草巅峰，同时为狂草这种书体确立了最为根本性的指标体系。张旭是使狂草走向成熟的人，同时又是把狂草推向高峰的人。作为影响巨大的狂草书家，其流传的作品开始时肯定是大量的。但由于其生活的年代距今历史久远，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属于张旭名下的作品已是凤毛麟角。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张旭草书有24帖，目前常见的其草书作品仅有《古诗四帖》、《千字文断碑》、《肚疼帖》等几种。其次，张旭的楷书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有两件作品传世，一件是《郎官石记》，另一件是《严仁志》。
2.张旭生活的年代
历经魏晋、南北朝大分裂之后建立的唐帝国，得到了重建和发展的大好机遇。从开国之君李渊开始，奠基立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趋于完善。朝廷广纳不同政见，创造了清明、民主的良好政治氛围。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高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和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全国各地经济联系加强。对外贸易发达，陆路有横贯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线———“丝绸之路”，海上有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及红海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国力强盛，又以开明与宽容的气度对待文化事业，为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科举取士制度和对天下才子的礼遇，大大激发了士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盛唐诗歌表现出了博大、雄浑、深远、超逸的时代精神，展示出了充沛的活力和率意直白、涵盖天地的雄浑大气。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充分反映出当时唐代文人的积极心态。盛唐文化的繁荣还反映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门类之中。特别是书法，继魏晋之后，出现了又一个历史高峰。从帝王到老百姓，无不喜爱书法、学习书法。举国上下的重视从根本上为书法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大家辈出，名家多如星辰。
3.与之相关的书法脉络
汉赵壹讲草书是从秦代产生的。到了汉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草书热”蔓延到社会每一角落，出现了如杜度、崔瑗、张芝、蔡邕等众多草书大家。至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全民“草书热”已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草书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我们能够从《淳化阁帖》、《大观帖》以及《万岁通天帖》中见到的草书家，如卫瓘、张华、谢安、谢万、郗愔、王导、王敦、王洽、王洵、王珉等就有数十人。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近千年的时间，草书由章草到今草，由生涩草创到成熟提高，经历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李唐王朝建立后，由于朝野上下普遍重视书法，书法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如果我们将魏晋、南北朝时期比作“狂草”出现前的孕育期，初唐则更接近张旭“狂草”书法出现的准备阶段。初唐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都是草书高手。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孙过庭、贺知章等人的草书看，在用笔上与张旭都应该属于一家眷属。关于张旭的师承，唐卢携在《临池诀》中转引张旭自己的话说：“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表述得十分清晰。《新唐书》中还有一段记载，张旭“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唐代草书的广泛性，被发现的名家多如星辰，未被发现的高人仍然不计其数。第二，张旭除有清晰的师承外，还广采博取，大量吸取了民间书法的精华。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张旭狂草的出现有着复杂的书法发展和社会条件背景。没有自秦汉以来草书深入发展的深厚积累，不会有张旭狂草；没有唐代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开明的政治、文化环境，张旭狂草是同样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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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狂人张旭与酒

   据说中国的天才与西方的天才有这样的不同：西方的天才与狂人通，中国的天才与凡人通；并举出例证来说，西方的尼采是狂人、疯子乃至精神病患者，中国的孔子则是一个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人。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贬诬。殊不知，中国真正的天才加狂人要到艺术家中去寻找。
   唐代书法家张旭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他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癫。”
   再请看诗人李颀为他造的一幅画像：“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萧，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持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至于杜甫说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就更活画出了一幅倨傲于尘世之外的形象了。
   应该说，在人类的所有艺术中，书法是最为纯粹的艺术，不仅是最“有意味”的形式，更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挣脱一切束缚的草书更是不染半点尘埃，只有超卓于世俗之外而被世俗之人视为狂癫的天才才可用这种艺术形式沟通心灵与神祇、精神与宇宙，而酒正是使这些天才·狂人摆脱世俗压抑，进入纯粹情感世界的最为合适的媒介。
   至于为学书而学书，甚至为稻粱而学书，那就不仅成不了真正的书法家，恐怕还会落入俗中之俗，与酒亦无缘。
   草圣张旭是天才也是狂人，天才和狂人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学习的，历代学张旭者既多，得其一鳞半爪者几稀，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一旦进入到社会政治层面，评价标准就完全变了，朱熹在论苏、黄、米、蔡四人的字时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今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其实，苏字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极具名士风采；黄字劲瘦锐利，米字豪狂洒放，唯蔡字虽无一处败笔，却刻板呆滞，了无个性。朱熹贬三家而独推蔡襄，实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所以，朱熹是个天才，是个大学者，甚至是个圣人，但不是狂人，不是艺术家。
   至于狂人、酒与绘画、诗歌等其他门类的关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也有较详细的表述。其中所列李白、吴道子、张旭等“仙”均是当时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李白斗酒诗百篇”，已自不待言，画圣吴道子更是“每一挥洒，必须酣饮”。
相传他为长安崇仁场资圣寺净土院的门墙画壁，久之不得，后遇大醉才天机勃发，“秉烛醉画”，神妙异常。这些“喝酒的艺术家”癫狂的程度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与世俗通，不与凡人通。
   中西文化史上均不乏天才，但天才的领域却有差异。同是哲学领域，西方的尼采、荷尔德林等人有一半是诗人，而中国的孔孟程朱另一半更接近政治哲学。因此，对西方而言，不是在中国的哲学领域，而是在艺术领域来寻找天才才是对等的。
   除上述以外，陶渊明、“竹林七贤”、徐渭、汤显祖、朱耷等等，简直数不胜数，他们不仅是天才，也是狂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哲学家，如汤显祖就有很多很有影响的哲学言论，苦瓜和尚的《画语录》更是一部精彩的哲学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天才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与酒有难解之缘。
   中国并非没有超越的天才。在酒香蒸腾中，中国的天才加狂人以其超越的精神为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活力。